没有比粮食统购统销和计划供应更精致的顶层设计了。农民种什么、产量多少、交多少“公粮”都是事先预设的,而且这个设计还考量了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如何从国家粮库拨发“救济粮”(返销粮)。也就是说,即使农民没有留足口粮,只要申报,救济粮就会如期达到。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几乎完美的顶层设计,导致了60年代初吞噬了数千万生命的大饥荒。为什么呢?考其原因,这个设计无法纳入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它在逻辑上和原理上都经不起最简单的兵棋演练,在正常思维的人看来,这就是一个注定要导致灾难的儿戏:

  1. 凭粮票供应的“商品粮”是把农村户籍的人口排除在外的,而农民口粮与当年预设的粮食征收指标是一种杠杆关系——征收指标高了,农民口粮就少了,当年粮食亩产“放卫星”实际上是透支了农民秋后的可分口粮——官员把亩产卫星放得越高,缺粮的后患就越是严重。这与买进股票看涨期权没什么两样。
  2. 其时,官场上的“看涨期权”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正确,“看跌”是注定要受到打压的“保守主义”;同时,既不存在一个可以纠错的市场,发动纠错的政治职业伦理也已荡然无存。人们剩下的选择就是比拼“看涨”的胆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这是一种必须在秋后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征粮就是“实物交割”:农民没有留足口粮,绝对不能成为拒绝如数“实物交割”的理由。供销社征收公粮就是按照看涨者当初买进的期货数量征收,不会考虑如何让农民“留足余粮”。于是,饥荒随秋收而至。
  4. “返销粮”(救济粮)救济机制为什么瘫痪了呢?看涨狂热不会有止损机制,何况损失都是转移给那些发不出声的普通个人。

申请返销粮不是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申报,而是要等一个地区(县、专区、省、部)的行政长官统一把“灾情”报告上一级。但是,这样做等于一众人等自己承认当初看好“看涨期权”是下错了注,谁会挑头认错呢?更重要的是,所有有权申报的人都不是农村户口,所有等待救济粮拨放的人都被排除在申报程序之外,于是,就出现了仓廪充实而野有饿莩的惨剧。

  1. 如果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有活命粮供应指标(按月领取的粮票),那也不至于发生规模如此巨大的饥荒。可是,顶层设计者认为:农民是粮食的贡献者,不需要活命粮,即使想象农村发生饥荒也是一种错误!
  2. 饥民如果可以“逃荒”,灾祸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但是,“逃荒”意味着灾民能够出现在灾区之外,用人们的同情心去稀释饥荒的危害,同时“逃荒”又是到处展示一个事实:粮食“看涨期权”是一场可怕的人祸,这是当局不愿看到的,于是,难民被禁足在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