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汀州豆腐_AkiFrost
我的母亲和张校长是同一代人，同样听着劳动最光荣、妇女能顶半边天长大。外婆是车间主任和妇女骨干，每天三班倒，干活比谁都拼命。在许许多多外婆这样女性的示范下，母亲从小就以走出家门，成为女工骨干为目标。然而，上山下乡回城后进入工厂的母亲，并没有如她设想的那样成长为八级技工或车间主任。在一次夜班挡车中，母亲的左手被卷进了车床。厂里派了最快的车送到省城急救，母亲的手指还是没能复原。
出工伤以后，母亲被安排到了厂办幼儿园做幼师。尽管受到普通工人尊敬，但母亲和其他老师、保育员并不总是感到快乐。因为她们的工作被认为“只是带孩子玩玩、吃饭、搞搞卫生，女人的事”，“谁都会，没有技术含量”，“搞后勤保障而已，不是生产劳动”。从一开始，她们的工资定级就比同一年进车间的工人低上两个档，更不能与一墙之隔的子弟技校老师、厂干部相比，这原本将一直持续到她们退休。而到了1998年，厂里更是以“幼儿园不创造价值、影响厂里效益和发展”为由撤销了幼儿园，让母亲和其他保育员、幼师第一批下岗回家。母亲的前同事们有些去大城市做家政和育儿嫂，但更多则回归了自己的家庭。母亲和阿姨们都说，与其去别人家“伺候人”“做老妈子”，不如“伺候”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一生崇拜毛主席，最喜欢背《七绝·为女兵提照》，始终相信“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母亲和张校长一样要强而能干，一样对做家庭主妇深恶痛绝。可是中年的她只能在大下岗中被迫离开了她献出了青春的工厂，把生命重心放在了家庭。直到如今，我仍然常常听到母亲对身边那些做了“全职主妇”的姑娘，甚至是那些仅仅经济上更依赖配偶的姑娘表达不满；母亲对我的教育和激励方式也和张校长对她的学生一模一样：独立自强，追求卓越，考北大清华，做高级白领或公务员，当人上人。
所以，当我看到网友说，张校长那个年代的老共产党员当然知道“家庭主妇”是什么东西，当然会反对别人做家庭主妇——我就想会想到我的母亲。在我母亲这样听着“妇女能顶半边天”长大的人眼里，和家务和育儿相关的劳动，究竟是什么？
——是“工伤致残”后，被“发配”去做的事；
——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女性工作”，不应获得和生产劳动一样的报酬；
——是“不创造效益”，在市场经济下首先要被淘汰的岗位；
——是下岗后为讨生活无可奈何的“伺候人的活”，而不是作为无产阶级光荣的“劳动”。
而这哪一个，和我所持有的社会理想是重合的呢？
与其说我母亲这一代女性对家庭主妇的深恶痛绝反映了前三十年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不如说恰恰反映了这一运动的局限以及失败。哪怕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被官方作为政策目标的年代，家务和照料劳动仍然被默认为女性的工作，服务于生产劳动，价值低于生产劳动；而90年代以来，家务和照料劳动又重新成为家庭和妇女主要承担的，不创造价值的，缺少劳动尊严和保护的工作，无论在家庭内外都是如此。这正是我的母亲和张校长这一代女性如此担心和反对下一代年轻女性成为家庭主妇、如此希望她们成为人上人的根源。
比起从张校长和我母亲这代女性身上寻找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某种遗产，不如批判性审视是什么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力量让她们急切呼吁女性不做家庭妇女。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前往一个，家务和照料劳动不被视为“妇女/家庭责任”，这些劳动的承担者也真正享有尊严的社会。